即使行为人认为权威的指令是错误的，或者他确信自己做出的理由平衡比权威的指令更好，他也应该服从权威的指令。

权利相对性理论来自于权利限度理论,有权利就有限度,超越了权利的限度,就可能走向权利滥用。米克尔.约翰还从法理上批评了霍姆斯大法官在1919年提出、后来为最高法院所采用的有关言论自由的明显且即刻的危险理论。

在这两篇文章中,格沃斯使用了同一个经典的例子,即恐怖主义者要求某领导人虐杀其母亲,否则就要对该城市进行核袭击。因为司法是注重事实和实际的,他们直视主观权利为有因的权利,不可以把它当作对抗社会或其他个人的武器。在我国,对于权利相对性理论的研究在很长时期内未能充分展开。同时,我们还应该强调,这种对权利的限制不是无限的、随意的、无标准的,而是应该有一个严格的限度。若斯兰在该书的引论中,就开宗明义地介绍了权利相对性理论或权利滥用理论所遭受到的攻击。

[23] 五、权利的限度理论 权利的限度理论和权利相对性理论互为逻辑关系。[13] 还有一个滥用地下权的案例——圣加尔米泉水案:水流出源地的所有权人在他的泉井上配置一个抽水器,他不断地抽汲,使邻地上的泉水来源减少了2/3。动物权利的支持者给予人类社会和其他用动物做实验的组织以压力，迫使他们停止用动物做实验，有时甚至闯入生物制药实验室放走被困的动物。

人们怀疑许多宣称的权利是虚假的，至少那些自己十分确信却又几乎不认真寻求解释依据的人，以及更常见的认为自己拥有权利而实际上不具拥有资格的人（如胎儿和动物的占有者）所宣称的权利就是如此。她本可以进一步论证说所宣称的胚胎生命权其实是虚假的。批评并不仅仅因为这两种体系都没有满足病人的医疗需求，从道德上讲，还由于它们迄今为止一直侵犯着最基本的人权--获得充分的医疗治疗权。因此，当玛丽·巴利的继承人依自己居住地伊利诺伊州法律主张被继承人位于爱荷华州的不动产时，爱荷华州多摩县法院适用了爱荷华州法律而非伊利诺伊州法律。

所幸，我们能够在不否定权利之下所有道德义务的前提下识别出许多权利的虚假性。自由主义者说国家有不把从纳税人征收的部分税再分配给穷人的道德义务，因为这侵犯了纳税人的财产权。

他说，尽管大部分的医生、病人和道德哲学家承认正常的成年人拥有基本的生命道德权，但这也解决不了关于安乐死是否道德的争论。但对于那些因宣称的权利四处滋生而烦恼的人来说，是个好消息。然而，我们遇到的这类法律推理案例并不多，这可能是抽样太少和太过随机导致的尽管期待采用简单、确定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是不现实的，但若采用了适当的理论，还是能够帮助我们辨别这些义务的真伪的。

所幸，我们能够在不否定权利之下所有道德义务的前提下识别出许多权利的虚假性。1.人们会认为，有些权利不可能存在，因为权利宣示人缺少（在一些案件中甚至根本不具备）相应的资格。这在我们研究过的法庭案件中很常见。而具体权利则要精细得多，它被设计为在特定的环境下与其他政治目标竞争为目的。

因为，不是所有宣称的权利都值得一瞥，直接将其（甚至连那些貌似真实的权利声明）置于理性批判之下，不仅可能而且令人十分向往。本文对"真正的权利"理论的梳理，可以启发我们对此问题的诸多思考。

因为这项权利可能还要基于其他权利。威尔曼的主要目的是试图通过引入新理论来为权利在社会、法律和道德领域的争论降温，而最实际的目标是解决如何判断一些基于权利的义务的真假的问题。

沃伦·玛丽·安妮亦认为在道德意义上胚胎不是"人"。法院采取重新界定冲突诉求边界的方法来避免此类冲突，或者通过在权利请求中加入明确的排除条款来保持权利的一致性，更为普遍的做法是通过"找到"隐藏在规则背后的条款为冲突各方提供依据。在罗伊诉韦德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确认妊娠妇女有堕胎权--这一基于宪法规定妇女所拥有的私权，但是关于该权利的内涵却继续在讨论着。尽管每个英国人都参加国民健康服务体系，但是应给与的待遇和治疗经常被延迟数月甚至数年，不充足的公众基金使得服务质量大大缩水，也使得需要配给的稀缺医疗资源大大缩减。，把读者带进了各种权利冲突的情境之中。宣称的所谓非人类动物的权利是真的存在吗？利用动物做实验的人们是否具有自由科学研究的最起码权利？尽管一些道德哲学家已经详细地讨论过这些问题，但是他们仍没有提供一个有效的标准，用于区分什么是真正的权利，什么只是宣称的应当的权利。

任何完善的理论都能够处理好抽象权利和具体权利之间的差别，抽象原则与具体原则也是如此。后者却否认该看法，他们指出选择杀死另外一个人从来不是一个由私人决定的事，胎儿也不是母亲身体的一部分，就像囊肿和肿瘤一样，是一个具有自身独特基因密码的生命体。

但对于那些因宣称的权利四处滋生而烦恼的人来说，是个好消息。因此，朱迪思·贾维斯·汤姆森认为，至少在多数案件中胚胎无使用孕妇身体的道德权利，否则就意味着在强奸致孕案件中，受害妇女给予了这一权利，而这显然是荒谬的。

再者，即使承认在充分医疗保障范畴存在人权或民权，但是又有哪些人应当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呢？这个基本的道德权利是否意味着医生有道德义务治疗需要医疗服务的穷人，或者说私立医院有道德义务救治那些在医院急救室中支付不起住院费的病危穷人？充分医疗保障成为一项真正的道德权利，是否意味着美国和英国政府应当为它们不同的医疗保障体系增加大量的公共资金，或者，更有争议的看法是，在越富裕的社会，政府或个人的道德义务是为富裕的阶层提供尽可能少的资源以便为更贫穷的市民提供充分的医疗保障吗？这些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它们是现实的公共政策问题、个人道德标准问题以及许多个人所依靠的健康问题。他们认为，即使在生物学上，胎儿被认为是活生生的人，但在法律和道德相关领域却不被认可是自然人，因而也没有能力拥有任何权利，特别是生命权。

一、"真正的权利"与"宣称的应当的权利"之分--美国关于堕胎自由、动物权利、医疗保障等问题的争论 在该书的前言中，作者一开篇就抛出了几个在美国争论激烈的实践问题(案例。他们补充说，在生物制药用动物做试验是基于他们科学研究自由权，这个权利是一个基础性权利，就像老师享有学术自由权、市民拥有言论自由权一样。很多自由主义者认为，华盛顿大学在录取黑人考生方面负有道德和法律上的照顾义务，因为他们过去遭受了美国白人不公正的待遇，有权接受相应的弥补性措施。2.人们也可能会因为一些宣称的权利本身蕴涵为假或不被接受而否定这些权利。

对人们来说，用权利讨论问题（尤其是那些很有实感的实际问题）颇具诱惑。解释不需要完整而精确，但是必须包括针对争议义务、权利的每一个要素并具体到能揭示义务内容的程度。

进入 刘作翔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真正的权利 宣称的权利 真实的义务 威尔曼 。有两种特殊的推理是任何一般权利理论都需要特别关注的，它们都取决于权利的依据是否能适用。

为了弄清一些真实的权利是否包含特定的义务，仅了解一些关于权利的粗浅知识是不够的，需要详细了解诉求权利的细节和准确的解释。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很多道德哲学家甚至单个的市民批评这两种医疗体系：一个主要由私人负担的，另一个主要由公共财政负担的。

又如，可以假设一个场景，一位女性仅在采取了可靠的避孕措施下进行性行为，但是当一个窃贼或人类精子置这些合理的防护措施而不顾时，难道就取得了违背女性意志的道德权利？由此可以看出，假设这些宣称的权利是真实的，则会得出难以接受的结论，所以此类权利根本不存在。反对方坚持认为任何人都没有谋杀未出生的孩子的权利，而堕胎就经常或几乎经常被认为是道德错误，因为它侵犯了胎儿的生命权。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哲学荣誉教授卡尔·威尔曼积30年的研究，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真正的权利》，该书涉及了非常广泛的道德哲学、法律哲学等问题，尤其是对权利理论、道德理论以及权利冲突理论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权利理论命题，最著名的理论命题就是该书的书名所体现的"真正的权利"理论。四、真实的义务 威尔曼还讨论了"真实的义务"问题。

在考虑冲突的权利能否共存于一个法律体系之前，明智的做法是先区分权利主张中一般性（共性）的层次，因为就特定人的主张所产生的特定权利可能不能用于产生更一般的权利。由于任何权利甚至真实权利所包含的义务和状态都是初步的，因此，问题还没有结束。

抽象权利是一种笼统的政治目标宣示，它不考虑总体目标的权衡，也不考虑特定环境下与其他政治目标的妥协。"自由主义者尤其反对把享受充分的医疗服务视为人权，在他们看来，权利自然属性的对立面是付出和义务。

当作为载体的权利被优先时，真实权利包含的真实义务仍可能为虚假的。他们认为如果病人自由而理智地选择终止生命，医生有义务帮助病人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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